日前，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由产业政策问题展开一系列争论。第一回合，张维迎主张取消一切产业政策，认为“新技术和创新不可预测，新产业也无法预测”。针对张维迎的观点，林毅夫发文称“不能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”，产业政策集中有限资源，优先帮助对经济持续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，有助企业家解决自身难于克服的外部性问题。林毅夫还认为：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家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，这必须有一个能够很好反映要素稀缺性的市场;若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能联合起来，经济效益更好。

　　两位教授第二回合的较量更为深入。张认为林的观点至少有四个“错误”：不能只看到后发国家依托产业政策而实现“成长奇迹”，而应探究为何此前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;市场是最有效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，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是矛盾的;技术创新和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，而非产业政策;政府为推行赶超战略，只会扭曲体制，企业家精神遭到打压。林的针对性表态则内容恰好相反。

　　可见，林张关于政策工具性问题的争论不是政策效益的高低争论，而是政策工具应否存在的哲学方法论之争。改革开放后，我们把一些制度问题，比如“姓公姓私”“姓社姓资”等问题装在“不争论”的瓶子里。这一方面帮改革扫除了不少障碍，但也让形而上学的问题以“量子缠绕”的方式纠缠着我们。是时候厘清思路了。

　　第一，“取消一切产业政策”不符合直觉和常识。有了罗盘，人们在大漠中行军才更有方向感，产业政策也是如此。公共部门团队基于信息、经验和知识，对某些行业未来发展做出某种预测，只要其认知符合实际，往往能带来比无“五年规划”经济体更好的实绩。产业政策具有罗盘作用，已成国际共识。

　　第二，政府和企业的差异不是谁更有效率，而是一个生产“看得见的”公共品，另一个生产“看不见的”私人品，关键在于如何达到最优配置。目前看，林毅夫教授站在更为接近真理的一边。张维迎“取消一切产业政策”的口号，如果扩展到所有行业，必然会得出“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坏的”结论。再往下推导，结论会是“政府越小越好，市场越大越高效”，这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有何区别？事实上，矫正市场失灵的三个途径都来源于公共品的提供。

　　有人还会说：强政府往往伴随低效率的经济体，弱政府往往都在管理高效率的经济体。然而，恰恰美国是个强政府，博茨瓦纳是个弱政府，两者经济的强弱和预测正好颠倒过来。可见，公共部门是生产公共品的基建施工团队，基础不牢则地动山摇。

　　第三，在讨论社会经济现象时，基础方法论上的观点常常涉及态度偏好，切忌不能将价值判断和实践混在一起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发现两种极端的结论都会有理论支持。比如，不能因为企业家能提供更好的竞争性产品，就否定政府官员不在努力生产非竞争性产品，这是一种轻率的道德判断。更不能将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对立起来，认为企业家更聪明。哈耶克及其理论的遭遇就是典型例子，当社会不需要哈耶克的观点时，人们对其弃如敝屣。上世纪80年代需要哈耶克的观点时，人们对其趋之若鹜。原因在于，哈耶克“自由市场最有效”的观点本身就是个极具价值性的判断。

　　我国经济正处在中等收入阶段，极端化的观点表达容易引发人们思想过度发散，甚至有可能改变一个经济体所需的正常“共识系统”。生活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我们应当有所警觉。(作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、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系主任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