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见，林张关于政策工具性问题的争论不是政策效益的高低争论，而是政策工具应否存在的哲学方法论之争。改革开放后，我们把一些制度问题，比如“姓公姓私”“姓社姓资”等问题装在“不争论”的瓶子里。这一方面帮改革扫除了不少障碍，但也让形而上学的问题以“量子缠绕”的方式纠缠着我们。是时候厘清思路了。

　　第一，“取消一切产业政策”不符合直觉和常识。有了罗盘，人们在大漠中行军才更有方向感，产业政策也是如此。公共部门团队基于信息、经验和知识，对某些行业未来发展做出某种预测，只要其认知符合实际，往往能带来比无“五年规划”经济体更好的实绩。产业政策具有罗盘作用，已成国际共识。

　　第二，政府和企业的差异不是谁更有效率，而是一个生产“看得见的”公共品，另一个生产“看不见的”私人品，关键在于如何达到最优配置。目前看，林毅夫教授站在更为接近真理的一边。张维迎“取消一切产业政策”的口号，如果扩展到所有行业，必然会得出“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坏的”结论。再往下推导，结论会是“政府越小越好，市场越大越高效”，这与市场原教旨主义有何区别？事实上，矫正市场失灵的三个途径都来源于公共品的提供。